我在《湖南日报》发表的第一个文学习作，是一首短诗，时间是1976年。那时的副刊叫“朝晖”。

　　1977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借调我协助工作，我就想去拜访湖南日报的副刊老师。家乡有句话，第一次上门不能空手，我琢磨着就拿出了带在长沙喝的一包茶叶，用报纸包着。那个时候在商店买食品也是用草纸或报纸包，送礼叫“纸包更”。几毛块把钱一包的饼干或糖太正经了，自家带来的粗茶随便些。我换了张新报纸包好，找到了报社，就是现在的位置，但那时叫经武路261号。好气派的三层楼，厚实得古城堡一样，神秘而威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仿苏联《真理报》办公楼建造的。

　　走进副刊的办公室，有一男一女两位老师。老师一听我腼腆的自我介绍，很是高兴：“安敏啊，这么年轻，还记得你的诗歌。”女老师叫鲁安仁，男老师叫袁世捷。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把“纸包更”放他们桌上，说送点茶叶你们喝。“我们先给你泡杯茶。”袁老师已经走到了茶水边。

　　两位老师满面春风地和我聊了一会，鼓励着我。“我们办公室有茶叶的，下次别带了啊。”临走时，袁老师乐呵呵地把满脸发烫的我推了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湖南日报，第一次见到报社的老师。

　　后来，我又写散文、小说，我把第一次写的20来篇小小说一股脑儿送到报社，老师一看这么多，先是皱了一下眉，然后笑了，说留下吧，我来挑。后来分两次发表了我几篇小小说，那是我最早发表的小说。

　　认识谭谈也是在湖南日报。报社有个小招待所，方便作者和通讯员，简陋却很温暖。那一次我去登记时没房间了，旁边一个人问我从哪儿来，声音浑厚粗犷。我说新化，那时我在新化文化馆工作。他问了我名字后说：“你是安鹏翔的侄子啊，我是谭谈。我今晚出差，你睡我那儿吧。”我一下激动了，那时谭谈的大名已经很响，我满爹安鹏翔跟他同在涟邵矿务局，都搞文学。后来招待所所长告诉我，谭谈刚调来湖南日报，临时住在这儿。

　　谭谈老师也在报社编“朝晖”副刊。他给我编过一篇散文，出了清样，因稿挤没刊发出来，他就写了一封信把清样寄给我，让我留做纪念。这一年，湖南举行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省文学艺术创作评奖，我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散文和满爹发表在《红领巾》的小说都获了奖，谭谈既以获奖作家又以湖南日报记者身份参加颁奖会，采写了一篇满爹与我的小专访《叔侄合作》。他在湖南日报的时间不长，很快调省作协了。

　　“朝晖”后来改成“湘江”，编辑老师一个接一个地扶持着我的创作，从蔡栋到庄宗伟到陈惠芳。惠芳老师和我接触很早，他两次做我的文学专访。后来他编《湖南日报》副刊，在香港回归文学征文我获了奖。我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送给他时，他翻翻一笑：这是湖南日报专号啊。我说湖南日报是我的文学摇篮啊。湖南日报的子报《三湘都市报》，副刊很活跃，王恒老师也编发过我不少习作。

　　有些日子我的写作有间断，这些年又多了起来，一提笔就相依着湖南日报。何立柱、杨丹老师对我的“新时期”创作关爱有加。现在的文艺副刊由过去的单一副刊版扩成了每周一期四版的“湘江周刊”，给了作者极大鼓舞。杨丹老师像当年的老师一样和蔼可亲，我又像回到了最初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