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当中打交道最多和受影响最深的，或许要首推老师了。

　　我有幸遇到过好些人品与学养让人景仰的好老师。我的大学班主任陈仲庚老师，就是这样的。

　　陈仲庚老师当过三届班主任，都是三班。我们这届是91级3班，其时“南巡讲话”掀起滚滚商潮，一时间人心思“海”，但陈老师给我们的感觉永远是沉稳的，淡定的，有种寡言君子的庄严。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评价他的启蒙老师寿镜吾先生，用了一个词：“方正”。在我看来，这个词用在陈仲庚老师身上同样贴切。鲁迅文中与“方正”一词并列的是“质朴”和“博学”，陈老师的气场应该正得益于“质朴”和“博学”。“质朴”自不必说，他的实在和诚恳有目共睹，印象中从没听闻他有任何形式的“花腔”。至于“博学”，当时或许并没清楚意识到，大学生总是更崇拜开口“后现代主义”闭口“萨义德说”的所谓学者，像陈老师这样“质朴”者的博学往往需要时间历练才能感悟得到——甚至直到成为湖南科技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他的学术论文从标题到结论，都是明白如话的语言，没有任何的故弄玄虚。这丝毫不影响他表达真知灼见，譬如他重新评价阿Q的名文《唯恐其争——阿Q形象再认识》，标题就道破要害，让人过目不忘。近些年，陈仲庚老师的研究跨越现当代文学、东西方文艺美学、区域文学与区域文化，又在舜文化研究领域中开疆辟土，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舜文化研究专家之一，不可谓不“博学”，但这种“博学”依然没影响到他的“质朴”，这，大约就是鲁迅所说的“方正”了罢!

　　在一片“下海”声中，犹记得陈老师经常邮购书籍，一包一包的寄来，很多书名看着就让人敬畏，大不同于我们在图书馆看到的通行读本。那时候我很好奇：这些“无用”的书得占去陈老师多少工资?为什么他放着图书馆的书不借，却要自己掏钱购买?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我，让我隐隐意识到，人无论穷富，至少在买书这件事情上是可以做到超然物外的。

　　也许是班主任的气质使然，相比中文系同年级另外三个班的活跃，我们班的同学就显得内敛很多。有时候两三个班在大教室合并上课，任课老师总是一眼就能判断出三班的学生坐哪一块。还有人晚自习打我们教室门口经过，不禁惊诧道：“大学里怎么招了一个复读班?”坐满了人的教室里鸦雀无声，这不是高中复读班才有的情景吗，怎么可能是以出诗人、疯子、酒鬼、政客和演说家闻名的大学中文系班级呢?

　　要说 “酒鬼”，我们班倒也是有的。睡我上铺的兄弟是个性情中人，一次喝高了，深更半夜被同学紧急送往当时的地区医院。第二天无法上课，这对循规蹈矩的“复读班”来说自然是个大事，那哥们惶恐不安地打着点滴，心想挨一顿痛训是免不了的。陈老师虽然“即之也温”，但对学风要求严格，确实有点“望之俨然”的感觉。万万没想到，陈老师居然是带着水果和牛奶走进病房的，平常不苟言笑的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这令“酒鬼”兄弟羞惭不已，暗自发誓再不给班级添麻烦了。

　　我自己算是班上的一个异数，习惯于我行我素。有次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事情，居然愤而撕破班干部的考勤本，并且冲动地跑到讲台上宣布辞去体育委员的职务，从明天早上开始，领操就不关我的事了。当时年轻气盛，我甚至说出“得罪你们所有人又怎么样”这样狂妄的话来。陈仲庚老师闻讯赶来，并没有当即批评我，而是将我叫到教室外面，让我陪他散步。当时全校学生都在上晚自习，我们在校园里走了一圈又一圈，我也慢慢冷静下来了，陈老师这才让我说明情况。我至今记得他说的一些话，大意是作为作家有个性可以理解，有些卓尔不群也无伤大雅，但也要换位思考，难道别人就没有对等的人格和尊严需要?

　　陈老师很少做道德说教，尽管早晚自习他都经常来教室。他对学生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他唯一的一次说到自己是在我们的毕业聚餐上(大学三年，陈老师数次自掏腰包请全班同学聚餐)，他现身说法，以一个农家子弟艰难求学、数遭挫折的经历，激励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要始终怀抱信念、砥砺前行。斯情斯景，同窗老友夏昕多次酒后提及，那也是我们共同记忆中最珍贵的财富之一。

　　无论在长沙还是永州，每次同学聚会或者校友聚餐，陈老师都是我们最常提及的一个师长。迄今为止，我都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稍有微词。哪怕是当年因为追求我班女生引起一定舆情的邻班“坏小子”，酒后供述曾经被陈老师严肃问话过，但让他非常感动的是，谈话结束时陈老师还是祝福了他们。当时还颇让他意外，因为按照当时的管理纪律和舆论氛围，“一本正经”的陈老师应该是棒打鸳鸯的法海才对。

　　当然，陈老师的师者风范、君子气度并不只是一味的温柔敦厚和谦逊内敛，他也有“听其言也厉”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件事，有同学改口叫他“陈处长”，陈老师当即变色道：“什么处长处长，老师就是老师!”这与那些喜欢别人叫头衔的老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