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湖南日报》结缘始于上世纪70年代。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在百里铁乡湘东铁矿前线指挥部办快报，每天及时反映来自全省各会战连的好人好事。有次，一位师傅在井下作业遇险时沉着应战，既保住了当班人员的安全，又有效地防止了井下塌方。于是我写了一篇千字左右的通讯投寄给了《湖南日报》，没多久就收到了湖南日报编辑部寄来的信。当时我心里呯呯直跳，心想不会是退稿吧?当众麻着胆子拆开后，一张《湖南日报》跳了出来，居然刊有我写的那篇通讯《勇战塌方》。年轻伙伴们一把将我抬了起来欢呼，祝贺我第一次在省报上稿，也欢呼湘东铁矿工人的事迹首次登上了《湖南日报》的大雅之堂。

　　从那以后，我刻苦练笔，积极向《湖南日报》投稿，被报社编辑部聘为通讯员。有年秋天，湖南日报编辑部专门组织人员来湘东铁矿矿务局采访钢铁大会战的情况。采访组由报社易建凯、曾强、戴新畴和宜章县委通讯组胡汉勋、安仁县委通讯组郑益华及我组成。我们采访半个多月，分工协作写出了长篇通讯《大打矿山之仗的人们》，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采访写作知识，和他们成了忘年之交。

　　后来我到长沙读书时，常去报社看望老师们，戴新畴老师也来河西学校看我。他带着一台海鸥相机，手把手地教我，成为我学摄影的启蒙老师。我拍的摄影作品能成为“湘江”副刊的刊头照，不少摄影作品在国内外展出获奖，还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随团出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凝聚着戴老师的心血!1978年7月，他得知省广播电视厅组建地市记者站需要人员，马上写信给我，要我写自我介绍材料，几次向省电台推荐我。虽然那次调动最终没能如愿，但我对他的热心帮助感激不已。后来得知戴新畴老师去世，我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作为通讯员，我就如何办好《湖南日报》曾多次写信谈看法和建议，每次报社群工组或通联部都给我回信，有时罗章老师觉得我反映的情况有价值，还编辑刊登出来。我先后有多篇稿件都是以“读者来信”形式刊登在《湖南日报》上的。

　　1982年3月，我第一次向《湖南日报》“洞庭”副刊投稿。事先，我给副刊部写信，想为诗人聂鑫森写一篇专访。编辑谭谈老师回信说已约请一位作者采写聂鑫森了，对我表示感谢。接到谭老师回信时，我的稿子已经写成，于是我把自己的专访寄给了谭老师，并写信告诉他不求发表，仅供他编稿时作参考。按理说，我这篇专访无疑成了一篇“死稿”，他将稿子丢入废纸篓就是。但他没有这样处理。为了让这篇稿子复活，他打电话联系湖南广播电台《广播杂志》负责人，说明情况，把我的专访转寄给了省电台，又写信告诉我处理结果。后来省电台用较长篇幅播出了我的这篇专访。为了我这素不相识的业余作者的稿子能被采用，谭谈写了3封信，打了2个电话，令我深为感动、深受教育。我写了《从一篇死稿“复活”赞谭谈好作风》寄给报社编辑部，在《湖南日报〈长征路上〉》刊发。事后谭老师嗔怪我不该为他说好话。他的为人和编辑作风，让我受益终身。从事专业新闻工作后，我坚持以谭谈老师为榜样，尽力为他人“做好嫁衣”。

　　在我成长的路上，许多领导和老师给过我关怀和帮助。在《湖南日报》恩师们的关怀和帮助下，1986年9月，我凭着自己在《湖南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的作品和湖南日报总编室为我写的获奖证明，顺利调入株洲市广播电视局，由一名普通的记者做到总编辑，并评上了高级编辑。

　　一晃30多年过去了，每当回首往事，我与《湖南日报》结缘的那些人和事，就历历在目。我感恩《湖南日报》，感恩报社恩师，是他们帮我圆了“记者梦”，我与他们结下的读作编之间的深厚友谊，令我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