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民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工作要求。会议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为了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行了全面深化改革。

　　古往今来，人们在寻找长治久安的制度体系、治理体系等方面都付出过巨大努力，这是数千年来人类坚持不懈的追求。无论是古代的封建政权，还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权都在追求，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不敢说哪个制度、哪个治理体系真正破解了这个千古难题。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一直在探索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案。1947年，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9年3月23日上午，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时，毛泽东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接着他又讲道，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同志就在考虑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也做了很多艰难探索。198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我们党对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都有涉及。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也就是说，我们党要有高度的政治自觉。

　　2013年7月，习近平同志再访西柏坡时说“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同志指出：“每次来西柏坡，我想得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习近平同志指出，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能否解决这一历史性课题，也是对我们党的政治智慧、执政能力以及我们的责任担当的考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思考一个百年大党如何永葆青春活力，如何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和长治久安这一重大的课题。习近平同志鲜明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可见，中国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忘记这一重大课题，这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也是必须要破解的千古难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重要意义就是要破解这一根本性问题。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外比较

　　关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可以从两个参照系来进行比较和讲解。

　　第一个参照系，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经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里强调的“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建立在中国几千年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总结归纳出来的。

　　从夏商周开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再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在数千年时间里，治理时间超过200年的朝代有很多个，如汉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等，一个朝代能延续100年、200年甚至数百年，其中一定有完善的制度、发达的治理体系和较高的治理能力，这些很多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继承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其中很多的教训。比如，一个强大而持久的政权都有一套完善的法典，从郑国的邢鼎，到秦国的秦律，再到清朝的大清律，这些法典的历史传承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其中一定有它的道理和智慧，当然，中国古代有超过两百年的朝代，也有很多朝代是昙花一现，并且即使在超过两百年的朝代中，也有很多过了两百年就开始进入末期。比如，1644年清军入关，过了近200年，清朝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又过了近20年，清朝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最终难逃“历史周期率”的支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参考系，近现代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成果，主要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做的贡献来看。

　　2019年是英国治理体系确立330周年，这里的330周年是怎么算的?我是从1689年英国光荣革命后确立君主立宪制算起，到2019年正好是330年。也就是说，英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已经确立了330年，至今还在使用。2019年也是美国宪法生效230周年。但是，我们是否能说英国、美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已经破解了历史周期律的支配?还不能这样讲。因为现在无论是英国的制度还是美国的制度，他们的治理体系也都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他们取得的很多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比如，英美等国对法治的重视，以及西方成熟的治理文明的成功经验等。当然，英美等国也走过一些弯路，也犯过很多错误，他们的治理体系也不是完美的，也出现过重大问题。

　　实际上，我国在对各方面制度的成熟定型上，在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上，主要还是立足于自我创新创造。我们既要继承中国优秀传统，也要学习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但最为根本的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进行的艰苦探索和创新创造。

　　从宪法变迁的视角来看我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完善的过程。

　　宪法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法律载体。前面讲到，英国宪法已经使用300多年，美国宪法已经使用200多年，并且基本维持不变，这是他们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成熟定型的法律体现，也是英美两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根本保障。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就是“五四宪法”的诞生，“五四宪法”也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正式宪法。此后，我国在1975年和1978年又分别制定了两部宪法。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对1978年宪法进行全面修改，经过两年时间完成了这一旷世工程，产生了1982年宪法。自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82年宪法以来至今，1982年宪法依然是我国的现行宪法。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人类的很多发明创造都是为了征服自然，只有法治的发明是为了征服自己。1982年以来，我们党严格按照党章规定，按照宪法执政，我国治国理政越来越规范化，并逐步实现依宪执政、依宪治国，这是令人非常振奋的。

　　1982年宪法具有现代宪法应有的基本元素，为中国之治提供了最根本的制度框架和保障，值得我们珍惜并遵从、遵守。我们在坚持宪法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对1982年宪法进行了五次修正，形成了在保持宪法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对宪法中需要与时俱进的内容进行及时修正的新模式。以上是从宪法的角度，来看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定型完善。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不仅要富起来，还要强起来，而且还要可长可久，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一个治理体系要实现既强又久，并不是只靠发展经济就能解决的，因此我们要推进法治建设。我们今天面临的法律问题要比30年前、40年前更复杂，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也是我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第二、三、四部分，分别讲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过去，西方国家认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是冲突的，他们认为这三者没有办法实现统一。那么，到底能不能实现这三者的统一?如果这三者不能实现统一，我们就没有办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因此，这三者必须实现统一，缺一不可。如果做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难以实现。下面，我谈一下我个人的学习体会和认识。

　　第一，党的领导：必须有强大的领导力。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发展强大、长治久安是靠敲锣打鼓、自由散漫实现的，实际上都是靠坚定、稳定、强大的领导力实现的。当今世界缺少的不是民主自由，关键是如何把人群组织起来。全国要有主心骨，这个主心骨在我国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治理体系，还是现代西方的治理体系，在他们的治理体系中都有一个骨干。有人说，美国、英国都不是一党制国家，他们每隔几年就更换一次执政党，我通过对英国、美国制度的多年观察和研究发现，他们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其背后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支撑力量，那就是他们的百年智库，这些百年智库为政党出主意、出思想，甚至培养政治人才，他们不因政党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即使是英美等国，也有不变的支撑力量。

　　美国的精英也认识到中国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他们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与过去有所不同，并且在很多时候集中力量攻击中国共产党，他们认识到党的领导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坚持党的领导。我们经常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同时，社会的进步还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来推动，无论是发展民主，还是建设法治，都是一样的。

　　第二，人民当家作主：知民情、懂民心、贴民意，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取信于民。法治和民主必须相结合，这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原因，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

　　第三，依法治国：善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为了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法治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制度化的方案。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

　　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我结合一些案例谈一些看法。

　　其一，法治政府。第一点，政府不在法律之外行政，依法行政是其行政的唯一方式，任何法律之外的行政都是非法的。行政机关首先要强调它是执法机关，法律和行政必须要统一，这个意识必须要确立。第二点，必须要有详尽、具体、充分的立法。需要注意的是，今天依然有些法规是没有主语的，不知道谁来负责执行这一法规。现在还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管人的法律很多，管行为的法律很少，而现代化的治理应该以管行为为主。第三点，要做到法律有规定的就要依法行政，依法行事。

　　其二，打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这也是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在努力的方向。第一点，很多一流的企业都不是政府管成一流的，恰恰相反，政府提供的只是全方位服务。也就是说，如果企业没有违法，就不存在政府管理的问题；如果企业违法了，就由司法机关去管理，也不存在政府管理的问题。那么政府怎样管理企业?就是通过立法、修法等间接对企业进行管理。第二点，要对违法行为执法，而不是对合法行为执法，要打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第三点，要严格保障人权，尤其是严格保障财产权和知识产权。第四点，办事要找律师，而不是找关系、找领导。如果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好，出现纠纷和问题找律师就可以解决。对于领导来讲，其主要精力和时间还是要用在打造一个好的制度和好的治理体系上面。当然，好的领导也很重要，领导也要解决个案，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打造好的制度和科学的治理体系，这才是根本。第五点，司法要系统性公正。第六点，善于通过“官告民”“民告民”解决社会矛盾纷争。“官”和“民”之间的纠纷和矛盾，如果直接由“官”来解决，有时候是不公正的。政府和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因此如果发生矛盾和纠纷，也应该通过诉讼的办法来解决。

　　第四，科学治理：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实现良好的治理。第一点，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第二点，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政府要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服务人民，建设法治，完善党的领导。第三点，要想形成可长可久的治理体系，就必须是廉洁的治理体系。腐败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敌，那么怎样做到廉政?就是要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破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千古难题，实现可长可久的治理，必须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必须建立在民主、法治基础之上，必须是科学的治理，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实质，也是全国和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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