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学人的身影

——纪念羊春秋先生

　　孟泽

　　1. 10岁进杨塘书院， 有“神童”之誉

　　先师羊春秋公离开我们20年了。20年来，似乎一直没有时间，也没有庄重平和的心情，怀念自己曾经亲近了差不多20年的老师。清夜扪心，惭愧于自己的麻木，更惊恐于日常生活残忍的琐碎。

　　羊先生湖南邵阳人，字子高，曾署公羊，1922年生，幼读《唐诗三百首》《声律启蒙》《龙文鞭影》，读四书五经。在《我的文化摇篮——杨塘书院》一文中，羊先生自述，四书五经除了《礼记》只读过《曲礼》《檀弓》，《易经》只读过《文言》《系辞》外，其余都是点过背过的，十岁进家乡杨塘书院，他是书院年龄最小的学生，却屡屡以压卷的文章让他的老师曾仲温先生浓圈密点，当众评说，故有“神童”之誉。在书院，经过“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三六九作文”的严格训练，打下了较深的旧学基础。

　　1943年进入“国立师范学院”时，羊先生已有文名，1942年在《大刚报》上发表小说《麻三老子》，这算是他的处女作，1944年与王天石合作在公益书局出版《详注古今爱国绝句选》，由此可见他的早熟与早慧。

　　读书期间，以青春的热血而愤慨于山河蒙尘、民生困苦，羊先生参与了抗战及湖南的解放事业，以“秀才”之身却一度戎行，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中游击支队名声在外的成员，曾以“政治土匪”的名义被悬赏通缉过。

　　解放初期，羊先生在武汉的中南行政区教育部工作，1957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元明清文学研究班”，两年间从马宗霍、骆鸿凯诸大师游，得以窥知“章黄学派”的治学门径。毕业后，任职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1978年，羊先生应聘为湘潭大学中文系主任，先后主编《历代论诗绝句选》《历代论史绝句选》，个人撰著《唐才子传校笺》《历代治学论文书信选》《元人散曲选》《明诗三百首》《元明清散曲三百首》，点校《宋十大名家词》，辑注《李群玉诗集》，主持或参与整理《曾国藩全集》及其他湘籍文献，撰写《唐诗百讲》《唐诗评译》《散曲通论》《孔子家语注译》《领略传统学术的魅力》，晚年将数十年的诗文写作，整理为《迎旭轩韵文辑存》与《春秋文白》出版。

　　2.学界诗人，诗界学人

　　在湘潭大学的20余年，是羊先生在学术事业上建树最多的时候，也是他真正确立在湖南乃至全国教育文化领域重要地位的时候。

　　很多年前，我曾经应《古典文学知识》的约请，为时年七十岁的先生写过一篇题为《学界诗人，诗界学人》的“学者列传”，对他的学术个性和特征总结为三点：第一，对“博”与“约”的辩证掌握。第二，对“文”“史”的通观，懂得经学，熟悉诸子，对朴学不陌生，所谓“识得字”。第三，治学与创作兼通兼得。

　　羊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内容覆盖了古代中国文学的大部分，从屈赋到唐诗宋词元曲，包括戏剧小说，都有撰述，多所用力的则是唐诗与元人散曲，某些方面的研究具有拓荒的性质，譬如散曲(大元乐府)，譬如晚唐诗歌中的杜荀鹤、李群玉研究，因此得以主坛“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散曲研究会”多年。

　　散曲内含着一种特殊的美学，呈现的是一个特殊的精神世界，喜怒哀乐不得其“正”，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一种真正通向市井、能够与市井接洽的语言与气质。羊先生把握了这种美学，并且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种美学。

　　现任中国散曲研究会会长赵义山教授在《笔挟幽愤存骚雅——读羊春秋散曲》中说，羊先生的散曲创作，“取得了可与元明诸家比肩的成就”，“羊先生的散曲，在愤郁之情的抒写中继承了中华文化的骚雅传统，彰显着志节之士的正义立场，发扬着元代散曲的讽世精神……其情深意挚，气豪境阔，语隽律熟，就其整体成就而论，不仅是湖湘古今曲坛巨擘，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曲坛上难得的大家之一”。启良教授对此的解读更加深入。他说，羊先生的散曲“雅俗无间”，打通了雅俗，大雅大俗，大俗大雅，浑然天成，不着痕迹，而并不是所谓的雅中有俗、俗中有雅。

　　我想，启良教授所说的“雅俗无间”，应该是基于羊先生的某种特别的人格与精神气质，特别的见识和教养，特别的梦想与光荣，特别的痛苦和悲伤。

　　3.既能入世，又能出世；既能投身，又能超越

　　我最近从《春秋文白》里读到羊先生的一篇文章《在水深火热的日子里》，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请原谅，我之所以现在才读到，是因为当学生的都不免有要逃离自己老师的倾向，我也不例外。我曾经害怕羊先生的思维方式和文笔对我形成太大的影响，以致垄断了我，决定了我。还有，我们一般人都会有一个通病，以为自己爱的人，自己的亲人，自己身边的人，自己最熟悉不过，用不着去太多关注，更不想去打探。其实，最熟悉的人往往最不熟悉。彭燕郊先生去世后，我曾经去看望彭先生的夫人张老师，她在病房里正拿着彭先生的诗集在读，她说：彭老师真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吗?她不敢相信，她的身边生活着的、大部分时间抬不起头来的、平生屈辱远远多过光荣的这个人，原来居然是那么伟大的一个人，一个不朽者。

　　从羊先生的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知道，他曾经那样倔强地反抗，替自己辩护，他果然是一个邵阳人。但是，后来，他不得不有所转变，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像元曲一样的方式——玩世不恭、庄谐杂陈地去适应这个世界对他的摧残。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起过这些事，在我面前，他总是一副光明的人间美好的样子，一副阳光灿烂、温柔敦厚的慈悲样子，看不出作为邵阳人的性情上的陡峭与崖岸。读了这篇文章，我现在懂得了，一个看上去唐诗般明媚、宋词般温柔的人，为什么会在散曲创作上人称“独步”。也许，还不得不说，是元曲拯救了他，元曲的世界拯救了他的心灵，让他隐忍着、光明地活下来。

　　羊先生是既能入世，又能出世的，既能投身，又能超越的，既高蹈远举、清高自重，又可以泯然无我接地气的。

　　更加重要的是，他一直以顾炎武的一个说法作为自己为人为文的依据：“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论今。”这其实也是一个沉淀着不止一代文人士子知行体认的说法，某种程度上接近于信仰。《迎旭轩韵文辑存》《春秋文白》，便是羊先生在此种精神和价值目标下顺理成章的收获，也是他可以称为一代学人的重要标志。

　　从这里，我们也大致可以懂得，羊先生所从事的学术，并不是如今为了管理的方便确立的所谓一二级学科可以范围的某种专门之学，所谓文学也不止是独立的审美知识，而有着更深远的关涉与含纳，关涉乎“修齐治平”的抱负和理想，含纳“体国经野”的胸怀、思维与热情。

　　4.羊先生的宽容和宽松

　　与学术上的口碑相比，羊先生数十年杏坛垂教有更多佳话。

　　他长于记诵，敏于新知，即兴发言、立论、吟诗作赋的能力，具备古人所谓“倚马可待”的功夫。弟子们无不惊讶于他学无涯涘的渊博与手到擒来的敏捷。上世纪80年代，羊先生带领自己的研究生游学江苏、湖北，在扬州师范学院(现扬州大学)作讲座，讲到窗台上都爬满了学生，在武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举办的“全国高校教师元明清文学讲习班”上，羊先生应邀讲演，一张纸不带，全凭记忆，侃侃而谈3个小时，出口成章的大部分是古诗文，结果自然“下不来台”，只好再讲3小时，依然是一张纸不带。此事是我亲历，情景至今犹在眼前。我之贪慕三尺讲台上的那一点虚荣，也许就是受了此种情景的蛊惑。

　　羊先生指导学生属于“宽松”一路，他不会要求你一定要研究什么，他不会给你的毕业论文命题，他甚至从来不去诱导和规定自己的学生将来的从业。我所记得的他唯一给出过的规定动作，是要求我们必须做得好文言文和旧体诗，为此不惜反复检测。所以，及门弟子大多有此一门手艺，我的师兄如熊治祁、沈家庄、李克和、颜家安等，练就的一手古文和旧体诗，漂亮得常被身边的人视为唐宋中人。

　　羊先生对学生的来路也并不“唯学历论”。1979年他在湘潭大学指导的第一届研究生，其中就有没读过大学本科的高中毕业生和大学刚读了一年的新生，但就是这样的学生，不仅日后成为自己所在业界的“闻人”，卓有建树，还在羊先生门下就读时，就能够接二连三地把长篇论文发表在今天很多大学高额悬赏、奖励教授们去攻占的所谓“核心期刊的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上。

　　羊先生的宽容和宽松成就了我们的自由和放肆。我的师兄师妹日后不少从业于教育文化界，却至今很少按照流行的“行情”和“规矩”去经营自己的事业，以赚取曾几何时开始日益深入人心的“数目字经济”——“头衔”“排名”“项目”或“奖励”，而是我行我素的多，有的甚至敢于“述而不作”“不求闻达”，纯粹以饱读诗书方可能陶铸出来的气质、风度、修养示人。

　　概而言之，仅就对湘大、对湖南的贡献而言，在羊先生手下，诞生了一个学会——中国韵文学会，出版了一个刊物——《中国韵文学刊》，组织了一个学科和院系，成就了一批学生。

　　一个人的生命很短暂，能够做出来的事情不会太多，羊先生显然做出了不止一个人的成就，这些成就让我们至今受惠，我们真是有福了。

　　5.怀念先生对于我来说，依然是一种求知

　　而羊先生毕生以之的堪称广大的学术和创作世界，不止是一个值得我们解读的案例，更有一种值得我们今天仰望的高度。

　　遥想很多年前，年少轻狂的鄙人，据说因为复试时一篇抒情言志的小文让羊先生青目，故而获得入室求知的荣幸，可是及门之后，我读得更多的，却是奥古斯丁、黑格尔、萨特、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罗素之类，对此，羊先生不仅不作干涉，反而多所鼓励。也许是如此阅读的结果，我从此之后的文章便一直没有“行云流水”起来，而是充斥着翻译体的滞涩，充斥着所谓“逻辑的艰辛和痛苦”。我甚至没有成长出吟诗作词的嗜好和习惯，风云世界于我仿佛天聋地哑，良辰美景于我常常是“苦闷的象征”。每念及此，我就不得不告诉自己，羊先生的人格与精神世界，对于我来说其实多少还是隔膜的，我并不怎么真正懂得羊先生的忧乐欣戚，也未必懂得他在属于他的时代的言动应对。

　　庚子中秋，玉宇澄澈，月光如水。“人生几见月团圞，去日堂堂两鬓斑。梦里不堪垂老别，醉中犹唤裹尸还。十年甘受千夫指，九死难忘一寸丹。且作婆娑长夜舞，为留清影在人间。”这是先生收录在《迎旭轩韵文辑存》中的中秋节赋诗《癸亥中秋偶成》，作于1983年。诗中展露的是怎样的“士子”之情和家国之思，我们似曾相识，然而，或许确实有点不明所以了。是因为我们拥有了新的文化身份和立场，还是因为我们数典忘祖，从知识到教养到抱负，早就自我断送了与羊先生那一代学人对话的资格呢?

　　我知道，我必须用更成熟的思考，才可能澄清自己的疑惑。我也知道，怀念先生对于我来说，依然是一种求知，而不止是倾诉和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