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中华大典·艺术典》总主编金维诺先生合影(从左至右：孙世杰、金维诺、王文西)

▲ 回望书店举办读书分享沙龙活动。

▲ 丹巴太平桥小学的图书室。

　　编者按

　　自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4月23日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以来，这个节日即将迎来它的第27个生日。

　　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劈开我们灵魂中冰封的海洋(卡夫卡语)。从阅读中所能得到的愉悦、精神的补给是不分人群的。但我们不是坦然地享受这一切，正如世界读书日主旨宣言所提示：“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

　　今天，我们邀请了几位与书籍紧密相关的人——古籍编辑、藏书万卷的读者、独立书店店主、乡村阅读计划的工作人员，来讲述与书籍的故事。其中，有温馨的分享、有悠闲的自得其乐，也有冷静的自省和清苦的坚守。

　　祝愿你，亲爱的读者朋友，生命常有书香相伴。

　　把冷板凳坐出温度

　　岳麓书社古籍编辑 孙世杰

　　2010年7月从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入职岳麓书社《中华大典》项目部，我成了一名从事古籍整理的编辑。回首12年的职业生涯，虽也无风雨也无晴，但初心依旧未死。

　　古人称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作为一名古籍编辑，虽难企及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但能将四部精华传承发扬，也是功德一件。

　　犹记当年南大严师的谆谆教诲，犹记志在服务名山事业的意气风发。入职正欲大展拳脚，施展抱负，奈何《中华大典·艺术典》编纂头绪万千，编审稿件困难重重。偌大一个项目，只饶毅主任、我、向敬之一将二卒，纵使尽浑身解数，仍深陷泥淖。

　　2011年向敬之辞职转行，2013年饶毅主任转岗，社里安排历史编辑部王文西同志来负责《艺术典》项目，兵力一将一卒，面对2014年定要出书的压力，我和文西常常加班到深夜，成了名副其实的难兄难弟。天道酬勤，2014年底，我责编的成书256万字的《陶瓷艺术分典》出版，终于打破了《艺术典》立项7年来未见成书的僵局。年度述职会上，文西一句“兄弟辛苦”，让已过而立之年的我瞬间泪崩，4年的辛苦委屈夹杂着感动刹那间爆发。是啊，日复一日，青灯黄卷，拿微薄的薪资，做繁难的活计，默默独练屠龙之术，只能以扫地僧自嘲，还要强作欢颜淡然面对身边的冷嘲热讽，突如其来的一句肯定，怎能不激起内心的惊涛骇浪!

　　然而我俩并未敢因此稍作喘息，后面还有3个分典近千万字的古籍稿件等我们处理，时限2017年全部成书结项。顶着任务不成便会影响我社乃至湖南出版声誉的压力，我们无数次通宵达旦编审稿件，誊改清样；无数次奔走于北京大典办，送审稿件，期待批复；又无数次根据反馈意见，修改稿件，撰写说明。那段日子，如蚁噬骨，如豆成粉，令人身心俱疲，形神俱销，其中甘苦，只有岳麓社的大门和深夜的路灯最能懂得。

　　已记不清是某年某月某个加班日后，清晨正欲起床，突然四肢麻木，意识渐消，想呼喊亦不能出声，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边缘徘徊的恐慌。幸好合租的前同事邱建明及时发现，呼叫120送我急诊——脑卒中。抢救稳定后，转至四医院心脑血管科。中午时分，社领导过来探望，嘱咐我保重身体，瞬间又击中软肋，这是我在岳麓社第二次热泪盈眶。作为一名基层古籍编辑，其实所求无多，工作能得到一点肯定与理解，足矣。

　　在这段艰难的时光里，我也曾有过无数次放弃的念头，也从不和亲友谈自己的工作状况、工资待遇问题。每到深夜，独舐伤口，给自己找坚持的理由——无论如何不能烂尾，不能做逃兵，不能辱没师门，要给自己和社里一个交代。

　　经过不懈努力，在社领导和集团的大力支持下，1400多万字规模的《中华大典·艺术典》于2017年底全部付印，2018年顺利结项，获评优秀。历时8年的古籍编辑出版工作，终于告一段落。然而就在新书出版之际，85岁的《服饰艺术分典》主编李之檀先生、95岁的《艺术典》主编金维诺先生相继去世，我们终未能兑现对两位老先生的承诺——在他们有生之年看到《艺术典》的成书。这是《艺术典》编辑工作最大的痛点，也是我职业生涯最大的遗憾。

　　2018年，我流转到大众图书部，做了3年古典名著普及类图书，2021年又调至重点图书项目部，开始了《中国兵学通史》《王闿运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十余年兜兜转转，我又回归了自己的本行。常言“铁打营盘流水的兵”，我却是“流水营盘铁打的兵”。从《中华大典》项目部到如今重点图书项目部，一次急诊，两次落泪，三个部门，四任领导，一部大典，几本图书，些许成绩，无尽遗憾。若说有所突出，可能椎间盘最为突出；若说有高于人，可能血压远高于人。于他人，此不过戏言；于我，则是真实故事。而我初心依然未灭，依旧是那个苦中作乐的马前卒，持续奔行在古籍编辑这条路上：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我社组织编辑研讨。回首十二载古籍编辑生涯，似乎穿越了一段幽暗的岁月，历练出了一身本领，然而意终难平。人生又有几个十年，每个十年又能落定几个项目，完成多少文化传承，韶华易逝的感慨，时不我待的焦虑，壮志难酬的忧愤，忝列门墙的羞惭，有迷茫，有委屈，有激动，有感伤。在《意见》利好消息出台之际，在我社古籍出版工作研讨之时，回首过往，谈及将来，可谓五味杂陈，百感交集，我一度哽咽。

　　《意见》的出台，对古籍出版社、古籍编辑的发展来说，是个机遇。希望岳麓社能顺势飞扬，再创辉煌；希望古籍编辑的初心，更加清亮；更希望古籍编辑这条冷板凳，不再寒凉。日月不居，时不我待，希望未来十年，能再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复兴，略尽绵薄。

　　有书万卷读

　　读者 尹亿民

　　读书三十年，屋成了书巢。喜欢买书，家里书满为患，现有藏书万余册，书房占地80平方米，总共有21个大书柜，仍然装不下自己的藏书。所以书桌上、沙发上、茶几上、床上、地板上都是各种书籍。客人来无下足处，先不得进，进了又不得出，可比陆游的“书巢”。

　　人成了书痴。喜欢读文史哲，认为书分真理之书、灵魂之书和生活之书。有的书用于休闲，有的用于求知和修身。每日纵情于文史哲经济政治诸书之中，犹如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之上。

　　读书的生活可谓妙矣，每天坐拥书城，来往于天地玄黄，纵情于人情世故，放浪于雪山深海。雪山者，书山也；深海者，学海也。通过读书，生长个人智慧，焕发文化真情，引导自己将有限的生命，深深地融入至无限、永恒的人类文明之中。

　　在我万卷藏书中，有一本，是我上下求索的读书见证，也是我不足为外人道的经验教训。这本书，是我自己复印的，取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供内部使用的白皮书，书名《宫崎市定论文选集》。自制蓝色简装封面，上下册两本。

　　1993年，居于郊区的我，幸运地找到了一位肯给我开介绍信的人，办到湖南省图书馆的借书证(那时省图办证，还得看职称)，开启了我的“借读”生涯。偶然的机会，翻到《宫崎市定论文选集》，读了之后，如受雷轰。有些说法，石破天惊。

　　近代湖南的崛起，要感谢哥伦布，而不是感谢曾国藩。是我从这本书中得出的其中一个结论。因为从前中西交流，其要道是丝路。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丝路便隔绝不通，土耳其、波斯这些大国应声衰落，我国北方也日渐凋零。待哥伦布等航海家们重建海上丝路，西方货物海上南来，经中国仅有的海关广州北上。于是昔日偏远的岭南日渐发达，广州十三行富得流油，处在北京广州之间的湖南，也乘运跃鳞。

　　这本书给我的震撼在于，应该将历史研究，置于世界交流的大视野之中，并将经济发展作为历史推动的动因。这本书让我从闭塞中惊醒，它打开了我的眼界，增长了我的智慧。更重要的是，他提醒我，要读更多的书，只有登到书山之顶，才能看得更清，看得更准。

　　出于对宫崎市定的感激，我着手收集他的中文著作。后来市面上可见的宫氏著作，不论定价高低，每种随出随买，无复阙遗。只可惜《宫崎市定论文选集》没有再版。2009年，我在省图重新借到这本书，复印了一套，不但保存留念，仍想旧梦重温。不过，读这本书，再没有当年的那种刺激，而且才看清，隐藏在字缝中的种种谬论。甚悔当年着重于智力，忽略了民族深情。

　　宫崎市定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名的历史学家，诚然学问超拔，但不幸处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氛围之中，不能免俗。他之推崇东亚，把整个东亚历史的研究，置于世界的交流碰撞中，确乎是先全球史而有了世界视野，但未尝不存捧高日本、贬低中国的私心。他写《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把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定义为朴素主义(代表)，“他们进入中原，未尝不是医治文明主义的弊病”。其实质，他在美化日本民族为“朴素主义”，将老大中国视作衰弱文明，暗含的动机是鼓动日本用朴素来治疗衰落的中国文明。这些夹杂在貌似高瞻远瞩、洞察秋毫的历史评论中的言论，真好像是肉汤中落了苍蝇，不但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也影响了他自身应有的学者形象，不禁让我深感遗憾。这件事，让我以后读书，深具警惕、长存戒心。它提醒我，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学者是文明的托命人，绝不能曲学媚世，也不能哗众取宠。

　　是的，步入信息社会，读书人的困难已经不是无书可读，而在于书籍众多，难于选择。信息的洪流奔腾而来，泥沙俱下，各种古旧糟粕与洋垃圾盈城盈野，种种鸡汤毫无营养，如何做到读书受益，建立读书的慧眼和定力?我的经验是，还是要多读，在读书中学习读书，这样才能越读越好，如此才能安享愉悦、智慧与安宁。

　　沉溺于任何与此时此地相宜相契的深思

　　长沙回望书店创始人 前驰

　　我出生于十分偏僻的小村庄，那里很少看到年轻人，每日浮现的多半是老人佝偻前行劳作的背影与小孩那尚未被粉碎的纯真。我在日复一日的催促中快速长大，没有多少欢乐，亦无多大痛苦。充斥在耳旁的总是这些蕴含着朴实的期待的词语：读书，有出息；不读书，外出打工。

　　我以为尽情铺开在我眼前的这个偌大的世界只有两种选择，大人为我们分出高低优劣。慢慢的，我走出重重迷雾——那是一条遥远漫长的路，隔山隔海。是阅读给了我指引，它为我劈开一个不大但明亮洁净的、充满安全感与启示的洞穴，即使我身处匮乏之地，我依然能在书里经历着不同的人生，质地丰阔、充满想象力。那里没有标准答案，没有绝对精神，只有对“无限”的激情。

　　也许正是阅读点燃了我的火焰，我才开了一家书店，能有机会沉溺于任何与此时此地相宜相契的深思。

　　我与我的书店合伙人铁花六年前结识于一家书店，他的身上总是散发着一种令人愉悦的真诚与随和。我们是彼此毫无掩饰的批评者，正是这种直接坦率的相处，我们才能一起合伙开书店，偶有争执也不会生出嫌隙与隔阂。

　　常有热心人士关心书店的经营状态，但从客观角度来讲，图书行业并不比其他行业更艰难。自视过高并不利于书店的生存，而且很容易被钉在“孤独柱”上。书店开在长沙的大学城，比起物质上的获得，我一直庆幸有着许多与温暖坦荡、精神富足的新一代同行的机会。他们正处于一种“智识的狂热和迷乱”中，拥有旺盛蓬勃的生命力与敏锐的感受力，不被物欲裹挟，在该反叛的年纪从未偃旗息鼓，不回避自己的情感，不断向未知的前方探索。

　　喜欢电影的软软、学产业经济学的星星、热爱福柯的恩泽、开货拉拉的小伍、在乡下支教的百花等等，他们都在书店相遇，正是这些生动而具体的书友，才让书店更好的浸润在众人之中。他们没有炫耀专业知识的虚荣、没有以自我认知为中心判断事物的偏见，在自己的爱与信受到轻慢和危害时奋起捍卫，关注着身边的世界，体会别人的苦痛，忠于事实。他们代表着活泼、流动、年轻的文化，正是他们，赋予书店意义。

　　阅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会在不同的作品中观察到被我们忽略的现实与内心。鲁迅文章里无边的黑暗，照亮了我们的黑暗；茨威格为我们呈现着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赫拉巴尔在破旧的贫民区住了二十年，那些“时代垃圾堆”上毫无浪漫色彩的人物走进了他的作品，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佩索阿，他有永不满足的、不可估量的渴望，即渴望成为自己的一个同者又是一个异者……

　　我们太容易遗忘了，所以我们需要这些记录者、创作者，需要这些丰富多样的作品。我们与之击掌相庆、把臂同游，在字里行间以宁静与敞开的心灵，去聆听，直至走出局限的、狭隘的私人话语。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结尾这样写道：“至少，我会时常梦想，末日审判来临时，伟大的征服者们，大律师们和政治家们都领受了奖赏——王冠、桂冠、刻在大理石上的永不磨灭的姓名，这时候，上帝看到我们胳膊下夹着书走过来，就转向彼得，不无嫉妒地说：‘看，这些人不需要奖赏。我们没什么可以给他们的。他们曾热爱读书。’”

　　那些走入书店的人，那些还在阅读或即将开始的人，他们便是自己的路。

　　阅读梦，不再是梦

　　乡村助学项目工作人员 吴名慧

　　2018年，离开工作近十年的老本行，我一脚迈进社会工作的行业，供职于湖南太阳慈善助学基金会——一家致力于为农村孩子提供更优教育环境的非公募基金会。

　　三年前，我和同事们开始尝试进行阅读相关的项目，希望帮助更多的孩子从中找到充实和快乐。

　　2019年6月，随着1100多册新书和配套的书柜、桌椅等设施到位，我们基金会捐赠的第一个图书室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的太平桥乡小学向师生开放了。

　　这个几乎是长在高山夹缝里的小学校里，6个年级共有111名学生，都从一年级开始住校。大山阻隔了他们的世界，丹巴距离成都320公里，8个多小时车程，中间要穿过海拔5040米的巴朗雪山。成都也是少数出去过的孩子中，去得最远的地方。

　　孩子们渴望从书籍里了解外面的世界，但10平方米的图书室，6张课桌拼起来的阅览室，不到100种书就是111个藏区孩子所有的“窗户”，这些书籍的出版时间最近的是2003年。

　　知道学校的新图书室要开放了，孩子们前一晚兴奋得睡不着觉，缠着我和同事们问怎么借书，有故事书吗，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坐在里面看书?直到宿管老师假装发火，才肯熄灯睡觉。

　　第二天，校园里气氛跟过藏历新年一样喜庆。邻乡的岳扎乡小学也派来老师观摩，说“想看看外面的图书室和阅读课”。

　　是的，书籍数量少、种类单一，书龄老旧，设施落后，相似的困境发生在岳扎，几乎也出现在基金会每一个项目点学校。无米难为炊，如果连适合的书籍都没有，谈何培养阅读兴趣与习惯，让山里娃得以从书中眺望外面的世界?

　　三年以来，在众多爱心人士和企业的支持下，16个图书室陆续在湖南、四川、陕西、甘肃、贵州和安徽等地的基金会项目点学校开放。校园里有了让人愿意坐下来读书的空间，书柜里可以找到新奇的故事和课本里没有说的知识。

　　为了有效地帮助师资薄弱的乡村小学推广阅读，让孩子们借助阅读，打开世界的大门，进一步认识自己，更好地表达自己，2020年4月，阅读课进入基金会既有的童行在线课堂项目。我们邀请长沙优秀的语文老师进行课程设计，再招募大学生志愿者，经过培训后，每周为项目点学校的孩子进行线上授课。

　　凭着兴趣，孩子们自由自在地遨游在书海，享受围绕书本展开各种讨论和手工劳动的作业。有孩子在作业里留言：“老师，我很喜欢看书，上课多叫我回答问题，可以吗?”

　　到今年，湖南省内已经有安化县、汨罗市的7个乡村小学开始阅读课，甚至有几所学校提出想把原本只在一个班进行的阅读课推广到全校一起上。两年的阅读课下来，我们看到不少令人啧啧称赞的作业，孩子们的奇思妙想尤为动人。他们在用行动慢慢撕掉长时间以来贴在留守儿童身上的沉默、自卑、敏感等标签。说不清楚变化具体发生在哪一刻，但是我确定，一些改变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乡村学校和山里娃身上。

　　看着老师们发送来的活动图片、视频，我又想起丹巴湛蓝的天空、夜晚的星河和娃娃们脸上两抹高原红。也想起去时的长路，海拔不断攀升，有数不清的山头和只能靠车灯照亮的隧道。

　　小小的娃娃能用双脚走出大山，看到外面广袤的世界吗?我不知道。但至少现在，有一间小小的图书室在那里生根，书香会和雪山、牦牛、格桑花一起，陪伴他们度过整个童年，为他们描绘山外的“异世界”。

　　至于阅读能干什么?还是用孩子们自己写在阅读日志上的话来回答吧：

　　“看完《窗边的小豆豆》后，我也想长成一个像小林校长一样的老师!”

　　“我的家乡看不到大海，但是我从书本上了解到关于海洋的知识，希望以后能成为一名海洋探险家。”

　　“阅读，是打开我梦想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