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数字技术深度重构全球文化传播格局的背景下，国际传播面临从“物理输出”向“数字融通”的范式转型。以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剧为代表的“新三样”已成为中华文化出海的生力军，推动了中华文化的数字化表达和全球化传播。然而，我国数字文化国际传播仍面临三重困境：一是“文化折扣”与价值共鸣不足，产品多停留在符号化展示层面，缺乏深层价值观的普适性表达，导致“传而不达”；二是平台话语权式微与技术依赖，过度依赖海外平台，面临算法偏见与数据安全风险，自主可控的传播生态尚未形成；三是在地化能力薄弱与传播失衡，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与异质文化市场，缺乏精细化的跨文化管理与运营能力。应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国际传播规律，推动传播范式变革，全面提升数字文化国际传播效能。

深化内容科技融合，构建“技术+内容”的创新生产体系

数字文化出海的核心在于内容，而技术的迭代为提升内容的表现力与传播力提供了新的可能。要解决“文化折扣”问题，必须从单纯的“文化展示”转向深度的“价值共鸣”。

提炼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适性文化内核，实现从“符号输出”向“价值共鸣”跃迁。当前，我国数字文化产品出海多停留于熊猫、功夫、京剧等视觉符号的表层传播，难以在深层价值观上打动海外受众。为此，应进一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精神标识，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和而不同”的治理观等，将其融入现代叙事之中。在具体创作中，应寻找中外情感的结合点，将中国智慧转化为全球受众可理解、易共鸣的故事逻辑。例如，《黑神话：悟空》虽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但其展现的个人奋斗与反抗精神引发了全球玩家的共情。这表明，只有精准捕捉人类共同的情感需求，才能真正减少“文化折扣”，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质的提升。

利用前沿数字技术赋能文化生产，提升中华文化的表现力、交互性与沉浸感。数字技术不仅是传播的载体，更是文化生产的新质生产力。应当充分利用AI、VR、AR等技术，创新数字文化表现形态。一方面，利用AIGC技术降低跨语言传播门槛；另一方面，利用VR/AR技术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应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构建“数智技术+数字文化出海”全产业链，利用高精度的数字建模与实时渲染技术，让中华文化“活”起来，以更具科技感和现代感的方式触达全球“Z世代”等群体。

培育高品质的数字文化IP矩阵，克服内容同质化与类型单一化问题。目前我国文化出海产品存在同质化严重、精品匮乏的现象，缺乏具备长期生命力的顶级IP。应改变追求短期流量变现的思维，转向长线IP运营。支持企业围绕核心文化资源进行跨媒介开发，形成“网文+动漫+影视+游戏”的衍生生态。鼓励研发具备国际竞争力的3A级游戏大作，改变移动端游戏为主的单一结构，提升中国数字文化在全球高端市场的占有率。同时，通过建立国家级数字文化出海产业联盟，整合技术、平台与内容资源，推动数字文化产业价值链向中高端跃升，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统筹平台渠道建设，打造“造船”与“借船”协同的传播生态

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要求通过大力发展网络文化、建设综合性的数字文化平台来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平台是数字文化出海的基础设施。针对平台话语权弱势和地缘政治风险，既应善用国际主流平台，更需加快建设自主可控的传播渠道，构建安全、高效的国际传播生态。

强化自主技术突破与平台建设，从“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战略转型。如果长期依赖Google、Facebook等海外平台，不仅面临算法推荐的价值偏见，还会时刻面临被“限流”甚至“封禁”的风险。因此，必须将构建自主可控的国际传播生态作为战略重点。在平台运营层面，应大力支持腾讯WeTV、爱奇艺国际版、TikTok、起点国际等本土平台分支拓展海外市场，通过算法优化和本地化运营，逐步建立属于中国的数字文化发行渠道和用户生态，掌握国际传播的主动权。

灵活运用“借船出海”策略，利用国际成熟平台实现内容的广泛触达。当自主平台尚在成长之时，不能放弃对国际主流平台的利用。应继续借助YouTube、Steam、Twitter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平台，将其作为中华文化触达海外用户的桥梁。在使用这些平台时，应深入研究其用户规则和算法逻辑，提升内容的曝光率和点击率。同时建立多平台分发机制，避免对单一平台的过度依赖，分散地缘政治带来的封禁风险。

构建数字文化产业互联网，形成全产业链协同出海的竞争优势。数字文化出海不应是企业的单打独斗，而应是产业链的整体输出。应推动数字文化产业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构建集资源共享、创意众包、智能制作、版权交易于一体的产业服务平台。形成“技术研发共享、平台资源互通、内容版权互认”的集团优势，提升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整体议价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优化在地运营策略，形成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共生”的交互机制

国际传播的效能最终取决于受众的接受程度。面对差异巨大的国际市场，必须摒弃“一刀切”的传播思维，建立精准化、本土化、交互式的运营体系，推动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融合共生。

实施精准化的“一国一策”传播，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匹配用户需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受众在宗教信仰、审美习惯、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出海企业应针对不同区域市场制定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例如，针对东南亚市场开发社交互动性强的轻量化内容，针对欧美市场打造有叙事深度、视觉效果震撼的硬核产品。通过精准的算法推荐，将合适的文化产品推送给感兴趣的用户，提高传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建立深度的文化共情与适应机制，促进文化交融共生。既保持中华文化内核，又兼顾目标市场的文化语境。在产品开发阶段，应引入专业团队对文化敏感性进行评估，对可能引发冲突的符号、情节进行转译或调整。发挥“文化翻译器”的作用，将中国故事转化为国外受众可理解的符号体系，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价值观的传递。

构建“双向共生”的开放生态，从“单向输出”转向“全球共创”。数字时代的传播不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双向的互动。应充分发挥“生产消费者”的作用，鼓励海外用户参与到内容的评论、转发甚至再创作中来。例如，在网络文学领域，建立“作家创作—读者反馈—内容迭代”的闭环机制，让读者影响剧情走向；在短视频领域，发起挑战赛，鼓励用户拍摄同款视频。此外，可设立数字文化创作基金，资助海外创作者改编中国经典IP，或者与当地机构合作培养既懂中国文化又熟悉本土市场的复合型人才，在互动中真正实现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生根发芽。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市基地特约研究员，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课题“新时代‘人工智能+’社科普及宣传工作创新发展研究”（XSP26YBC42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