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在湖南考察时强调，湖南要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报告和指示为长沙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沿着这一发展路径，长沙市坚持“扩规模”与“转方式”相结合、“促内需”与“扩外需”相结合、“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推动开放型经济体量规模、发展质量全面提高，2021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均居中部省会城市第一，先后获评“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城市”“中国十佳外商投资最满意城市”。为进一步明优势、找短板、挖潜力、促发展，长沙市委政研室、市商务局联合开展了全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情况调研。

一、长沙开放型经济发展现状

开放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但总体水平仍需提升。近年来，全市开放型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与长沙在全国省会城市的经济地位不相符。一是对外贸易规模跨上新台阶。纵向比，全市进出口总额由2016年的746.75 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2780.3亿元，5年内增长3.7倍，外贸依存度由2016年的7.8%提升到2021年的20.9%，今年1-9月进出口总额约2477亿元，同比增长24.3%，增速高出全国14.4个百分点；但横向比，2021年全市进出口总额在省会城市中排名第14位、中部第4位，外贸依存度较全国平均水平34.1%，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二是实际使用外资实现新提升。2021年全市实际使用外资20.07亿美元，占全省总量的83.1%，同比增长88.1%，首次超越武汉居中部省会城市第一。今年1-9月，全市实际使用外资29亿美元，继续保持中部领先，但也存在制造业使用外资偏少（仅8.3%）、来源单一（港资占70%以上）、使用外资区域分布不平衡（高新区占80%）。三是对外实际投资迈出新步伐。2021年全市实际对外投资额14.65亿美元，居中部省会城市第一；今年1-9月，对外投资9.1亿美元，占全省八成。但是，长沙“走出去”的企业中中小型企业居多，大企业龙头带动作用不明显，投资多属附加值低的产业。

开放领域层次持续提升，但贸易结构不优。目前，长沙对外开放范围、领域和层次持续拓展，高水平开放格局加快形成，但结构上还有优化空间。一是市场主体有“个头”，但少“龙头”。从外贸主体看，2022年上半年全市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达3261家、同比增长15.9%，但龙头企业进出口总量较小。2021年长沙超10亿的企业仅28家，合肥有50家，还有5家超百亿元。从外资主体看，目前落户长沙的世界500强企业有180家，相比武汉321家、成都312家有不小差距。二是出口产品有“数量”，但缺“质量”。2021年全市一般贸易进出口2259.6亿元，同比增长35.2%，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81.3%。但全市在外贸经济新兴领域发展明显不足，2022年1-7月全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仅占全市出口总额14.2%，同期武汉、合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比达53.5%和46.9%。三是对外交流有“行动”，但没“联动”。对外，全市已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实现贸易往来，但对“一带一路”、RCEP国际交流需进一步系统规划；对内，全市针对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株潭都市圈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但在对接落实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上，需进一步形成联动效果。

开放平台能级持续增强，但集成效应不强。近年来，长沙持续集聚国家级开放平台，辐射功能持续增强。一方面，平台数量增多，但整体合力偏小。目前，全市拥有湘江新区、自贸区长沙片区2大综合性开放平台，黄花综合保税区、金霞保税物流中心2个海关特殊监管区，7个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但各类平台规模效应、协同效应、集成效应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经贸展会增多，但招引成果偏少。中非经贸博览会、世界计算大会、互联网岳麓峰会等长期落户长沙，博鳌亚洲论坛经安会等成功举办，近5年观展总人数达2745万人次，但“以展促销、以会招商”作用发挥不够，产业资源对接后半篇文章做得不够。

开放通道网络持续拓展，但整体优势不够。近年来，长沙加快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和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但开放通道还存在发展不均衡、通达度不够等问题。一是交通枢纽地位不断提升，但仍不匹配。在国家级的6主轴、7走廊、8通道中，长沙是京津冀——粤港澳主轴、沪昆走廊、湘桂通道、厦蓉通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将长沙列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之一。但长沙仅被定位为80个全国性的枢纽之一，未能入选20个国际性枢纽城市。二是立体交通网络加速形成，但仍不完善。“水、陆、空、铁”放射状开放通道持续拓宽，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迈入“双跑道”时代，高铁迎来“双核驱动时代”、形成“米”字型布局，地铁驶入“网络化时代”。但是，公路网密度、铁路里程、机场客机位数、对外交通通道数量等指标与先进城市存在差距。三是现代物流体系不断构建，但仍不健全。中欧班列（长沙）常态化运行；长沙港每周4-5航次往返上海港，通达全球各主要港口；长沙铁路北货场基本形成了“通江达海、物流全球”的多式联运物流网络体系。但持续增长仍面临诸多困难，如中欧班列长沙港非国家一类铁路口岸，仅占全市进出口总量5%左右；受疫情、俄乌冲突、油价高企等因素影响，停飞8条货运航线，且按省里要求开通的RCEP货运航线，机型载量小，作用不明显，货邮量有所下降。

开放体制机制持续优化，但营商环境不优。近年来，长沙不断提升外商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但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仍有差距。一是政策体系更完善，但是覆盖面不足。全市相继出台开放型经济“1+7”“人才政策22条”“外资16条”等系列政策，建立开放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池，近三年共安排40亿元予以扶持。但是资金结构不尽合理，真正用于促进开放型产业培育还不多。二是营商环境有进步，但便利化不够。设立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专班，全国首创“三窗合一”保障外国人在长投资兴业。但据长沙律协反映，目前长沙能够承接涉外法律案件的律师仅50余人，很难满足企业涉外经营需求。三是经贸对接更顺畅，但专业性不强。深入推进贸易便利化服务改革，健全外商投资促进公共服务平台，对外经贸合作交流机制更健全。但长沙外贸企业普遍存在合规管理意识淡薄、合规体系建设薄弱问题。市贸促会调研显示，仅55.12%的企业会购买国际货物运输保险，70.2%的企业没有在合同中约定完备的产品检验和异议条款。

二、长沙开放型经济发展形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放型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长沙必须在发展中把握机遇，在挑战中实现跨越。

一方面，新发展带来新机遇。一是多重战略叠加的机遇。在国内循环战略中地位重要，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等多个国家战略聚焦，长株潭都市圈被赋予更重大使命；在对外开放战略中作用突出，长沙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也是中非经贸博览会的长期举办地，同时可利用RCEP深化拓展东盟贸易市场；在区域发展战略中责任重大，需抓住实施“强省会”战略的机遇，辐射带动株洲、湘潭、岳阳、湘西等地的联动发展。二是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需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大力引进全球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如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以及金融、保险等专业服务；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长沙在先进装备制造、新型材料、高效农业等领域具备较强产业基础，应持续深化与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的产业合作。三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借助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积极在先进计算、信息安全等产业上抢先布局；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以智能制造为统领，有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推动产业链条不断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不断提档升级，“三智一芯”产业基本完成战略布局，建成7个千亿产业集群，形成完备产业链条，为开放型经济打下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新变化带来新挑战。一是世界经济面临诸多风险。全球疫情仍在持续，随着全球生产、消费活动停滞，导致长沙外贸出口企业订单的下降、国际贸易和跨境直接投资的萎缩；经济复苏动力减弱，当前世界经济出现负增长、负价格、负利率、负收益，长沙在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巨大冲击；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俄乌战争冲突带来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二是我国经济面临多重压力。国内需求动力减弱，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2.5%，其中二季度增长0.4%，经济运行企稳回升、稳中有进；创新支撑能力不强，2021年我国进口集成电路价值4330亿美元，同比增长15.4%，远超过进口原油价值2576亿美元；金融领域风险较多，长沙的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大，经济金融领域风险隐患较多。三是区域竞争压力持续加强。竞争态势日趋激烈，中西部地区、城市之间竞争态势日趋激烈，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向大城市集中趋势明显；产业发展后劲不足，工程机械、汽车等优势产业持续增长动力不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尚未形成规模，新旧动能转换面临环境约束等诸多考验；集聚效应难以显现，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缺失，产业配套能力弱，招商引资难度大。

三、长沙开放型经济发展对策

“十四五”期间，长沙须以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目标，加快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新作为。

实施重大开放战略对接行动。力争到“十四五”末，实际使用外资实现较大增幅。一方面，全面扩大对外开放。聚焦长沙对外合作的主要对象，积极对接“三个一”，即：对接“一带一路”，制定出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暨国际产能合作行动方案，大力实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文化旅游交流等专项行动，推动长沙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对接“一协定”，落实好国家、省RCEP行动计划，建立长沙——东盟产业对接合作机制，举办长沙对接RCEP种业发展高峰论坛，创建长沙工程机械RCEP发展联盟，力争2026年对东盟国家贸易额突破800亿元；对接“一大区”，即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办好中非经贸博览会，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实施贸易往来、经贸投资等九大合作计划，力争到2026年末对非贸易额突破500亿元。另一方面，深入融合对内开放。深度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努力把长沙打造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向东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吸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产业落地，学习借鉴金融产业、营商环境、科技创新等领域新模式；向西连接成渝双城经济圈，发挥水能、天然气、页岩气等新能源优势，联合打造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世界级产业集群；向南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推进服务业联动发展，加强跨境电商、营商环境等领域合作，承接大湾区外溢的高端制造等新兴业态转移；向中带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推进交通便利化、资源协同化、产业集群化、市场一体化。

实施开放平台效能提升行动。释放重大开放平台系统集成功能，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开展“两区”能级跃升工程。深化湘江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围绕培育高端产业、推进前沿创新、激发开放活力、形成一流品质，加快培育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立体综合交通网络、大通关体系和综合性开放平台，力争到202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加快建设自贸试验区长沙片区，全面完成自贸试验区长沙片区改革任务，探索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创新区，形成一批制度创新成果，进出口、外资等增长高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开展“两山”提档升级工程。全力抓好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建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视频产业链基地和媒体融合新地标；精心打造岳麓山大学科技城，加快推进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开展“五好”园区建设工程。完善园区功能，做强园区产业，提升园区效益，深化园区改革，到2026年培育形成2家五千亿级园区、3家两千亿级园区、3家千亿级园区。

实施开放产业培育壮大行动。做大做强外贸优势产业，培育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一是持续壮大外贸新产业。持续壮大工程机械、新材料、生物医药（2个）、茶叶、纺织、智能制造等七大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重点支持花炮、新材料等产业申报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力争到2026年特色产业出口额突破500亿元。二是持续引进外贸新主体。瞄准中国外贸200强、对非经贸50强企业，积极引进一批外向度高、带动性强的生产加工、贸易流通型主体，力争到2026年引进头部外贸项目20个，同时引进“三类500强”投资项目150个以上。三是持续开拓外贸新市场。继续深耕香港、欧美、日韩等传统市场，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非洲等新兴市场开拓力度，力争未来五年贸易伙伴遍布全球主要经济体。四是培育外贸新业态。推进中国（长沙）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实施“产业促进”“湘商回归”两大工程，推动制造与服务、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加快构建跨境电商生态圈。

实施开放通道拓展延伸行动。发挥长沙承东启西、联南接北的区位优势，全面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一是持续拓展空中通道。布局横跨五大洲、通达全球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拓展“一带一路”及“四小时航空经济圈”重要城市航线。大力推动航空货运发展，打造对非门户枢纽、RCEP区域中转枢纽，力争到2026年新开20条国际货运航线，货邮吞吐量年均增速20%以上。二是持续拓展陆地通道。强化“陆上丝路”枢纽功能，拓展长沙至蒙古、中亚等“一带一路”主要城市运输网络。全力申报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促进中欧班列（长沙）由“点对点”向“枢纽对枢纽”转变，开行量年均增长50%以上，达到1800列。三是持续拓展水上通道。加快推进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协调推进湘阴虞公港规划建设。加强与岳阳港、上海港的协同联动，推动内河航运与长江干线有机衔接，实现一湖四水货物“快进快出”。加快推动铁路专用线进入长沙港区，实现长沙港货物吞吐量突破2400万吨。

实施开放交流深度融合行动。坚持以交流促开放，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窗口”。一是办好展会促开放。持续办好中非经贸博览会、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等重大展会，积极培育博鳌亚洲论坛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国际稻作发展论坛等国际性专业展会，建设国际会展名城。二是借力文旅促开放。以打造国际文化创意中心为引领，持续释放“世界媒体艺术之都”“东亚文化之都”等名片效应，全面加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重点打造马栏山视频出海基地、岳麓山数字创意出海基地，支持湘绣、湘瓷、烟花、动漫等走出国门。三是搭建平台促开放。积极争取在长沙增设领事机构和国际组织办事机构，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驻华使领馆、重点城市的沟通交流，推进长沙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海归小镇建设，推动更多外国政商机构、国际组织分支机构落户长沙。

实施开放环境优化升级行动。围绕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一是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探索推行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搭建中小企业双向投资促进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外商投资一站式服务联络点，打造重大招商项目服务“绿色通道”，构建更加自由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贸易投资规则和制度。二是促进政务服务便利化。畅通营商环境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受理机制，健全营商环境绩效考核机制，大力推广一体化通关模式，建立口岸通关时效评估机制，有效维护外商合法权益。三是促进投资环境透明化。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优化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实行外资企业“多报合一”。深化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协调与数据共享，建立健全大集中的数据共享安全体制，推进特色功能服务与国家标准版同步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