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1917》纪红建著。

毛泽东游学地图。（资料图片）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傅聪邹尚奇摄

纪红建

一

三月，长沙东方红广场、橘子洲头、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不少青春的面孔和春天，和伟人的塑像一起入画。此情此景，让我不由得越过时间的烟云，去眺望一段“恰同学少年”的历史。

1917年的暑假，对于青年毛泽东、萧子升而言，暑假正值农忙，他们有多个选择。或回家帮助父母干农活，或留校生活和学习，或去长沙城里的商铺打短工，或给有钱人家小朋友辅导功课等等，但他们选择了“游学”式考察，日晒雨淋，忍饥挨饿。

萧子升比毛泽东小8个月，却比毛泽东高三届。当时，萧子升已是长沙楚怡学校的老师，毛泽东还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的学生。但他们师出同门，都受过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毛泽东还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受新知识、新思想的影响，他们都是胸怀远大志向的热血青年，但他们的思想和世界观都还处于过渡期，还在改良阶段，有矛盾、纠结、困惑、徘徊。他们要为自己的苦闷心灵寻找出路。

“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1916年，他看到一份旧报纸——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刊载着一则徒步游历的消息，他受到了启发。

打箭炉，即今天的四川康定。在毛泽东口述、斯诺笔录的《毛泽东自传》中，还记录了这一段回忆：“于是第二年夏天我步行游历湖南省，走遍了五县。和我一起的有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农民们供给我们吃食，供给我们睡觉的地方。”萧瑜，即萧子升；五县即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

在湖南第一师范，甚至更早，毛泽东就养成读书思考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维方式。他养成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习惯，既读“有字之书”，也读“无字之书”。这一次，历时一个月，行程九百余里，他们沿着驿道或河流，时而行走在乡村，时而行走在城镇。他们接触了城乡社会各阶层的人，了解了一些风土民情，获得了不少新鲜知识。虽然他们还不能确定未来的路怎么走，但对于已经24岁的他们来说，这次步行却非常笃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二

然而，阅读这段历史，想要“重现”这段历史时，我总感觉到自己的笔头有些苍白无力。有些地方，我尚未踏足。即使踏足，我并没有沉下心来，走近它、认识它、理解它、走进它。

如果不是要创作一部作品，可能我不会这么细致认真地“阅读”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我又一次来到位于长沙书院路的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漫步在每一个角落，端详着每一处建筑物，哪怕是一草一木，我都用心与它们交流。我漫步在陈列馆的每一个展厅，再次走进那段激荡的风云岁月，感受那一代人的赤子情怀。

我有些好奇，这次游学，他们的生存之道是什么？他们的爱好和生活习惯是什么？他们在性格特征和政治见解上有何矛盾与分歧？他们如何与学士名流、农民、商人、佛教徒、手工业者、地方官吏等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了解中国真实现状？真实的中国现状对他们有何触动，产生了怎样的共鸣？他们如何认识和理解“国家”与“人民”？他们又是如何赓续文化和精神血脉，进而注入中华民族这一精神共同体并绵延至今？我当然还想感受那片土地穿越百年时空的变迁！那一定犹如色彩斑斓的万花筒。

决定“探寻”，我还有更私人的理由。从事报告文学写作以来，行走逐渐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一种常态。不得不承认，我所有的创作源泉，都来自行走和主动介入生活，是它们赋予了我作品温暖和力量。我甚至对行走产生了一种不可或缺的依赖。

与百年前的青年相比，我已然中年，但我想通过遥望他们的思想动态和行为举止，来寻找自己创作的方位与坐标。我迫不及待地要和百年前的中国青年一同出发，希望能够更加深入他们的心灵，也期望通过一些若隐若现的线索，将1917年与当今构建起某种内在联系，给人们带来某些思考与启迪。

我在心里不断地告诫自己，这次游学的参与者当时只是青年。萧子升是诗人萧三之兄，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毛泽东在东山学堂读书时，与萧三同学，且关系要好，认识萧子升就不足为奇了。到湖南第一师范后，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学习、生活、时政无所不谈。虽然后来毛泽东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萧子升成了一名自由主义者，信奉无政府主义，政治见解和政治立场活生生地把这对好友拆开，但不可否定的是，他们都曾是历史洪流中奋勇前行的青年。

如果我们把视野再往前挪，就会发现，这次游学是偶然中的必然；如果我们把视野再往后推，更会发现，他们这次游学经历，对他们之后人生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路肯定要走，但到底走什么样的路？对于个人来说，有求学之路、求志之路、求索之路、求权之路、求是之路，对于国家和民族呢？毛泽东他们那一代青年不断深入现实和基层，在步行中最大限度地与中国的民众接触，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脉搏、真实的国情、百姓的疾苦、人民的心声，最终找到了一条最适应中国走的道路。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毛泽东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调查研究。其中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1926年，他通过调查研究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撰写的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被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生动教材。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发展，毛泽东反复强调调查研究问题。井冈山时期，他先后在宁冈、寻乌、兴国等地进行了8次较大的调查研究；延安时期，为了使全党充分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先后撰写和起草了《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系列文章和文件。

我们当然不能把这次游学孤立地看待，历史从来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单点事件。我想循着这条线索，在零碎的，甚至隐藏在民间的历史信息中筛选、提取，合理有据地形成自己对这次游学的认识与见解——那必然是一条璀璨的历史洪流。

三

于我而言，这是一次洗礼灵魂的“探寻”之旅，更是一次内涵深刻、意义深远的现实教育。

沿着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萧子升游历的足迹，我探寻了民国时期行政区划的长沙县、宁乡县、安化县、益阳县、沅江县，所有与那次行乞游学有关的地方，以及相关的人和物。一路走来，有感动和泪水，也有惊喜和欢笑，还有困惑与纠结。

感动的是，毛泽东和萧子升这次行乞游学的初衷、过程、结果，历久弥新，闪烁着时代的光芒，让我反思，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与人生。惊喜的是，这次看似岁月久远的行乞游学的故事，并没有隐没于山野的杂草丛中，长期以来被当地百姓津津乐道、口口相传。困惑的是，由于时代久远，许多史料难以考证，特别是有些地方还存在歧义与争议，但我始终告诫自己，应不断继续深入调查研究，用客观、理性的思维来处理。

启示与情感是我特别想表达的。不只是走进历史现场，钩沉和还原历史，更是为了探寻其对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的启示意义。

毛泽东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有着明确的目标指向，这就是为实现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远大理想寻找行动指南。在少年时期，他曾经为了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大量地阅读了中国古典小说和一些早期洋务派的著作。但是，到了湖南第一师范时期，他已经确立了远大的抱负和社会理想，从那个时候起，他的读书活动、社会实践和思想改造，都是围绕这个轴心来展开的，是一种理想信念引领下的目的明确的主体性活动。他善于在学习中进行独立思考，在调查研究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地随意接受他人的观点。

情感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当地百姓对于毛泽东的真挚情感，看上去，是故事在口口相传，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传承，甚至为许多乡镇和村的发展过程起了助推作用。其次，一些乡镇和村子的老党员、文化人，自发投入游学的探寻与研究之中，把隐没于山野杂草丛中的故事，打捞、记录、传播开来。什么也不为，他们只是热爱，单纯而质朴地探寻、研究与呈现。

我想创作一部作品，更是为了学习和发扬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矢志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关注这一历史事件，从中找到自己的前进方向，找准解决问题的办法，找到活在当下的意义。

现在，我准备让自己的思绪重新回到1917年那个暑假。2023年我走过。现在，我又开始重新温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