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着眼于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城市群和都市圈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核心载体，注入“组团式、网络化”新内涵，旨在培育以多形态城市为空间载体的多层嵌套、分工合作的产业和产业链体系。数字产业集群作为创新要素的集聚地、产业升级的驱动源，正以其强大的辐射带动能力，为都市圈组团式、网络化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湖南长株潭都市圈以及环长株潭城市群应进一步积极探索生态型、组团式、网络化发展路径，协同推进产业集群向世界级产业集群跃升。

产业是组团式、网络化都市圈的命脉

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是现代化城市发展新思路。“组团式”发展，强调以多中心、分功能的组团布局替代“摊大饼”式城市功能圈层扩散模式，引导城市向多中心发展，强化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实现城市功能互补、产业分工协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网络化”发展，指通过高效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城市间由“单向配合”向“双向互动”乃至“多边耦合”跃升，提升城市整体效率和综合承载力。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可形成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为纵轴、大中小城市协同联动与城乡深度融合为横轴的多中心、扁平化、多层级网络型城市发展新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完善的产业分工网络是网络化都市圈发展的经济纽带。网络化都市圈利用网络外部性驱动城市产业分工——中心城市承担研发、管理与服务功能，次级中心城市成为高科技制造中心，周边小城市承担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制造、零部件配套等功能，不同城市在多中心网络结构中共同发展规模经济，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比如，长沙雨花经开区推动智能制造产业向株洲、湘潭辐射，探索“研发总部在雨花、生产基地在湘潭”等协作模式，有效提高了产业协同度。

构建协同创新网络是网络化都市圈发展的核心动力。当前，都市圈协同发展的突出短板是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深度不够，没有形成高效协同的创新网络。应在城市间构建高校、企业、科研机构等主体深度协同机制，推动技术、知识、人才等创新要素跨市域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都市圈协同创新体系，打造全链条创新生态。比如，依托国防科大、湖南大学等高校力量，湖南打通了从芯片、操作系统到超算、智算、边缘算力的全链条，形成了绿色智能计算“3+5”产业体系。

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是网络化都市圈的关键赋能者。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不再简单依赖规模扩张和空间蔓延，而是通过节点城市间的功能分工和网络协作，实现整体效能最大化。数字技术赋能的高速网络、智能交通、智慧能源等新型基础设施，可降低连接成本、提高协调效率、增强系统弹性。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跨域流通与共享可促进城市间规划协调、产业联动、市场统一和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城市群从物理空间的“集合”向有机融合的“生态系统”跃升。

数字产业集群与网络化都市圈的互构效应

数字产业集群，是以数字基础设施为底座，以数字技术创新为引领，以数据开发利用为驱动，以数字产品制造和服务企业为主体，以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为支撑，以实体地理空间集聚和数字空间互联互通集聚为载体所形成的网络化的数字产业生态系统。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助推网络化现代城市群发展，已成为构筑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数字产业集群，能够高效整合全球范围内的数据流、技术流、资金流与人才流，嵌入并主导高附加值环节，增强对全球数字资源配置的影响力。集群内企业能通过深度协同、知识共享与创新外溢形成整体竞争力，打破传统产业的地理边界和组织形态，为城市群内部深化分工协作奠定坚实基础。比如，数字产业集聚的长沙科技创新高地、株洲先进制造业基地、湘潭特色产业集群近年来加大协同发展，使得长株潭都市圈产业格局不断优化升级。

数字产业集群与网络化都市圈融合发展，呈现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一方面，城市群和都市圈为数字产业集群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丰富的要素支撑和巨大的市场需求。城市群与都市圈由辐射带动功能强大的大城市为主导，不同能级的城市通过功能分工，为数字企业提供从研发创新、成果孵化到规模化应用的全链条支撑。中心城市聚焦原始创新和高端服务，周边城市承接转化和配套制造，形成“核心创新—应用转化—规模制造”的创新链式效应，可打造梯度布局、错位发展的良性格局。另一方面，数字产业集群通过技术渗透和产业关联，重塑都市圈内部空间经济结构。数字产业集群扮演创新引领者角色，推动产业布局由传统的“成本导向”转为效率与创新驱动，同时通过网络化连接带动区域整体升级，增强都市圈核心竞争力。比如，长株潭都市圈共同推动工程机械、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集群向世界级产业集群跃升，从创新谷到动力谷、智造谷，数字产业集群不断壮大。

数字产业集群与都市圈发展催生了多维嵌套的产业生态系统。一方面，数字产业集群通过算力、算法和数据等新型要素的协同、复用和融合，使得城市群和都市圈内部的功能分工更灵活、要素配置更高效。另一方面，数字产业集群创造了一种“悖论式地理”——既通过数字连接实现全球创新资源整合，又通过地理集聚强化本地创新生态，为跨区域创新创造了有利条件。比如，长沙将先进计算和信息安全产业有机结合，培育出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系统产业集群，这也是全国4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唯一的“计算”产业集群。

促进数字产业集群与网络化都市圈深度融合

推动数字产业集群赋能城市群、都市圈发展，当前还需克服诸多挑战，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数据壁垒尚未完全打破、创新网络锁定效应苗头显现、协同发展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十五五”时期，为进一步将长株潭都市圈打造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核心增长极”，亟须实施培育数字产业集群与发展网络化都市圈深度融合战略。

为此，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应强化交通网络互联互通，共建信息、科技、制造等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和新一代人工智能、智能算力、宽带等基础网络设施，筑牢数字产业集群的底座；推动城市群内部数字产业集群的网络化联接，鼓励长株潭联合建设创新平台，重点培育半导体与集成电路、北斗及卫星互联网、音视频等重要数字产业集群，协同推进长沙、株洲、湘潭、郴州先进能源材料，株洲、长沙、邵阳先进硬质材料，衡阳、长沙、株洲、湘潭输变电装备产业集群等争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支持湖南大数据交易所和湖南数据产业集团发展，把数据产业纳入数字产业，培育数据产业集群，促进数据有序流动与融合应用；创新协同发展机制，建立数字产业集群发展基金，完善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打破行政分割，促进资源要素高效配置。

数字产业集群与网络化现代城市群的融合发展，代表了一种新区域发展范式的兴起。组团式、网络化都市圈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建成的，必须尊重要素聚集规律，充分考虑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和实际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政府的战略引导和协调作用。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