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在南岳方广寺起兵反清失败后投奔永历政权，任行人司行人，不久由于为志在振刷的金堡等人辩护，得罪权臣王化澄。王化澄蓄意制造“百梅恶诗案”陷害王船山，必欲除之而后快。幸被高一功仗义营救方得以离开南明小朝廷，又因反清复明的方广寺起义遭到清廷通缉，不得不开启了“随地托迹”“变姓名为瑶人”的数年湘南流亡生活。在王船山湘南流亡的近五年岁月里，避居时间最长的当数常宁洋泉的西庄源（约三年），并在避居西庄源期间带着对明清鼎革及其个人遭遇的诸多体悟和感慨，从哲学思想、民族精神和文化义理等角度予以深刻的理论总结和反思，写出了《周易外传》《黄书》《老子衍》三部重要著作，同时为常宁学子讲述《春秋》，为创立博大精深而又别开生面的“船山学”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庄源在王船山思想形成发展中的地位堪比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越了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成为王船山体道悟道乃至传道的首创之地。

常宁西庄源何以成为王船山思想的发源地

为了躲避清廷的缉捕，王船山东躲西藏，“或在郴，或在浯，或在晋宁，或在涟邵”，何以在西庄源避居了近三年，这是研究船山思想和船山生平特别值得关注和深究的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重大问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解释：

第一，好友故交的情感依托及生活资助。与王船山知遇甚深的常宁籍好友王文俨（本名“王应章”）是王船山来常宁的关键人物。据王文俨后人口耳相传，王船山与王应章赶考途中在曲兰相遇，义结金兰。王船山遵父嘱另择隐居地，从其母与长兄定居的耶姜山出来后，先后浪迹于永州钓竹源、北洞、云台山等地，在此期间生活饮食都是时任嘉禾县训导的王文俨安排。王文俨奔丧回常宁，把王船山接来常宁。《厚雅田王氏谱卜园公传》载：“（顺治九年）……初，公（王应章）少与衡阳王船山夫之善，船山之流寓也，居家庄大石岗，旋徙西庄源”“王东卜先生文俨常供公粟”。王船山拖家带小来常宁后，先暂住在大石岗、升塘湾，与王文俨就未来打算作了深入探讨，王文俨想方设法为躲避清廷通缉的王船山提供便利条件，于是请王船山去了地处偏僻的西庄源。一批情深义重、与船山肝胆相照的好友纷纷鼎力支持，除了“时资其匮乏”的王文俨，还有“芒履踏暑雨”的阮志道、“拥绛六合寺”的吴际隆、“相习萍梗余”的李长旦、“风雨怜同调”的王祚隆、“对饮时痛哭”的殷浴日等知心朋友。

第二，环境安全、山水优美及历史文化适合于安顿疲惫的身心。王船山之所以选择西庄源，一是为了躲避清廷的通缉。洋泉距县城40里，距湘江水路更远，不易被发现。这里是王氏族人聚居地，能得到可靠的保护或接济。西庄源位于群峰耸拥、海拔千米的塔山脚下，若有风吹草动，随时可以遁迹深山。二是此地的风景优美，有助于船山调节疲惫不堪的身心。西庄源位于凤形山麓，山势雄奇、沟壑纵横，山水林泉错落有致，使此地成为常宁一处偏僻但不荒凉的避世之地。三是历史文化较为深厚，为船山学术创作提供了较好的资源。西庄源是汉族和瑶族的共居之地，既有佛教道场“莲花庵”和相传观世音菩萨手中净瓶变化而成的“慈悲泉”，亦有儒家“耕读传家”“忠孝节义”精神的流布及一批颇有儒学造诣的士大夫在此地避世隐居和讲学传道。

第三，一批精神上的追随者使其忘却生活的困顿。船山由零陵北洞“迁于常宁山中，授徒自给，所寓与士人殷铭（浴日）邻近，本旧相识，因为序其时蓺”（《船山全书》第16册，第199页）。船山与常宁士人殷浴日邻近而居，同时在殷浴日、王文俨等好友的关心支持下，开始在此地授徒讲学，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西庄源有著书讲学条件。六合寺距洋泉一里、距王船山寓处二里，便于聚众讲学。王船山有机会安顿下来，开启著书立说、聚众讲学、文化复国之路。这是船山生涯中的重大转折，也为船山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特有的条件。

整体而言，西庄源之“源”、洋泉之“泉”，可谓养船山性命之气、智慧之根的神奇能量场，从而使常宁西庄源在这个时节因缘中，成了船山著述生涯的思想温床和精神乐土，也使得常宁西庄源在船山思想中的地位，有着比王阳明龙场悟道更为称意之处。

常宁西庄源成为船山源道悟道的精神原乡

从1654年冬到1657年夏四月，船山虽有外出，但根据地一直在西庄源，并在西庄源生下四子王敔。王船山在西庄源写了三部重要著作，即《周易外传》《黄书》《老子衍》，并在此地为学子讲授《春秋》，由此奠定了船山学的学术根基和价值始基。

易学思想初阐地。《周易外传》是船山第一部《易》学著作，也是船山的“哲学宣言”。在这部颇具原创性的哲学著作中，船山借助自己“隆武丙戌，始有志于读《易》。戊子，避戎于莲花峰，益讲求之”（《周易内传发例》）的易学功底，特别是经历南岳起兵失败，投奔永历政权险些丧命，拒绝李定国请求出山而作《章灵赋》之后的“随地托迹”，开展了对“地坼天乖”的政治大变局、明清鼎革造成的社会动荡以及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前途命运予以深刻反思和总结。他不仅对源远流长的易学思想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而且阐发了诸如“天下惟器”“道在器中”的道器合一论，“动者，道之枢，德之牗也”的主动论，“合二以一者，既分一为二之所固有也”的对立统一论，“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的“贞天道以立人道”论等卓越见解，初步建立了自己颇具特色和反映时代精神的易学思想体系。

老子思想初衍地。《老子衍》一书是王船山“入儒学之正”的早期代表作。在这一重要著作中，船山通过对“昔之注老者，代有殊宗，家传异说”的批判性审视，决定“乃废诸家，以衍其意”，阐发了“道”不是先天地生的绝对主宰，而是存在于事物之内的客观规律性，坚持认为“天下之变万，而要归于两端”，“动者天下事，用者人之事”，同时对老子的辩证法思想作出了创造性的弘扬，以发展和提升自己在《周易外传》中所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老子衍》以“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的批判性精神，通过对《老子》义理的推衍，暴露老子思想的缺失，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批判老子、批判道家，而是为了修正当时风靡于社会的王学末流思想，将思想的发展拉回经世致用的实有层面。《老子衍》堪称王船山富有求实性、战斗性和批判性特色的哲学体系的奠基之作，开启了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的正学精神之肇造。

文明复兴初构地。如果说，《周易外传》是王船山的“哲学宣言”，那么完全可以说《黄书》是王船山的“政治宣言”和“文明宣言”。《黄书》的主旨是摈拒殊类、扶长中夏，志在民族复兴和文明复兴。全书分原极、古仪、宰制、慎选、任官、大正、离合七篇，对为什么要尊黄帝为共祖以及如何更好地“自固族类”“保类而卫群”以及避免“孤秦”“陋宋”而带来的对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的伤害作出了深刻而高远的论述，提出了“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建民、固本、清族类、拒外侮之谋”“厚民生，兴利源，纾富民”等一系列面向未来的价值命题和观点，成为近代尊黄思潮和志在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源头。

春秋大义初播地。在流寓西庄源的岁月里，船山为常宁诸学子讲述《春秋》，以此激发民族复兴的斗志。船山潜心于《春秋》微言大义的揭橥和阐发，并将《春秋》视为中华民族固本培元的精神之魂。船山自作的《为晋宁诸子说春秋口占自笑》诗四首，集中表达了他对晋宁（常宁）诸学子讲授《春秋》王道大义的目的，表露自己对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的耿耿忠心，虽说口占、自笑，却饱含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刻忧思和对诸学子的殷殷冀望，凸显船山不能自已且生死无惧的家国情怀。

船山思想在西庄源和常宁传播影响深远

西庄源是船山思想发源地，不仅仅因为最早的三大著作是在常宁西庄源完成的，更因为船山思想在影响全国以前，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西庄源人并通过西庄源影响常宁人。常宁县志及族谱载，船山在常宁的好友、弟子有名有姓者即有数十人之众。如王应章、王祚隆、殷浴日、吴际隆、阮志道、李日炜、张芳、李长旦、吴震生、阮贫南等。王船山教授的学生，大多是好友之子或遗孤，如章有漠、蒙之鸿、管永叙、罗瑄、李朴大、唐端典、唐端笏等，但规模聚集性教授学生，西庄源首开其端。西庄源是船山思想的发源地，也是船山思想最早的传承地，涌现了第一批优秀传承人，他们后来有的终老田园，有的成了常宁栋梁，为常宁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注入了船山思想的磅礴力量。

王船山在西庄源的著述和讲学也在一些家谱、族谱和文集中得以流传，特别有代表性的当推流传了数百年之久的《王姜斋集》，这个秘密因谭耀先生2005年从常宁荫田镇李氏后人手中得到《寻古斋集》孤本而意外发现，依据是常宁人李继圣的《寻古斋集》中有两首诗直接题咏《王姜斋集》。可以说，早在船山的儿子王敔对船山著作结集之前，就有一本《王姜斋集》一直在常宁流传。这本《王姜斋集》要么是船山在常宁时亲自编的，要么是船山第一批常宁嫡传弟子们编辑的，然后一直在常宁手抄流传。

经由船山在西庄源的著述和讲学，使得六经研读成了有清一代常宁学子的主旋律。研究《周易》并有著作传世的有：萧洪治著有《周易复古》《学易图》《明易图》；船山好友、岳麓书院山长王祚隆著有《易经解》；李泽著有《周易印心》；王铣著有《易图四卷》；段简生著有《易经注释》等。研究《春秋》的有李继圣《春秋经传合集二十卷》等。研究《尚书》的有李德淑《尚书经句异文通诂五卷》等。研究《诗经》的有李德淑《毛诗经句异文通诂七卷》等。

船山在常宁西庄源避居了三年，不仅写就了三部重要学术专著，创作了30多首诗词，而且结交了一批朋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临别西庄源的时候，王船山写了一首情理并茂的诗，透过对时序节令敏锐的感悟，非常真切地记录了船山当时的心情。

船山学自西庄源发其端，中经南岳衡山续梦庵进一步推扩，大成于衡阳县湘西草堂，不仅建立了一个纵贯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横贯经史子集、政治经济文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而且通过“希张横渠之正学”和“六经责我开生面”，对整个中国文化作出了守正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凸显了“救世救心”和“族类强植”等民族复兴和文明复兴的主旨，在近现代影响了湖南五大人才群体，成为湖南数代“行动主义者的精神导师”（美国裴士锋《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中译本），进而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分别为湖南师范大学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教授、常宁市委三级调研员、衡阳县船山研究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