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这一重大部署深刻回应了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命题，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实践路径。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探索与时代升华

回溯改革历程，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实践要求，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形成了良性互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要“以有效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有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构建二者有机统一的治理格局，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

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制不能简单用“政府—市场”的大小强弱来概括，而是要实现“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这种中国特色的治理智慧，既避免了市场失灵导致的垄断加剧、分配失衡等问题，又克服了政府干预过度引发的效率低下、活力不足等弊端，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关键在于筑牢制度根基，让市场机制在各类经济活动中高效运转。这要求我们从要素市场化配置、公平竞争环境、经营主体活力等维度持续发力，释放市场内生动力。

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激活市场的核心抓手。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近年来我国在这一领域取得显著突破。比如在数据要素领域，国家数据局推动多地数据交易机构实现196款数据商品“一地上架、全国互认”，打破了数据流通的地域壁垒；在土地要素领域，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加快构建，为要素跨区域流动创造了条件。这些改革实践印证了同一个道理：只有让生产要素依据市场规则自由流动，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

“两个毫不动摇”的坚定落实，为市场注入澎湃活力。比如近年来，湖南不断出台文件支持省属企业与民营企业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合作，国企的技术引领与民企的创新活力形成叠加效应。这充分证明，唯有保障各类所有制经济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才能形成万马奔腾的发展局面。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生命线。2024年8月1日起施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对审查制度进行全面升级，从源头上防止排除、限制竞争。国家发展改革委建立不当干预市场行为整改通报制度，在新能源汽车、政府采购等领域纠治一批突出问题，有力维护了市场秩序。这些举措说明，只有通过制度刚性保障竞争公平，才能让市场“优胜劣汰”的筛选机制真正发挥作用。

以政府“有为”推进治理效能现代化

推动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相得益彰。这种“有为”不是越位干预，而是精准补位，在市场失灵领域筑牢防线、搭建平台。

宏观调控精准发力是稳定经济的压舱石。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我国政府创新宏观政策工具，形成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提振资本市场等五个方面的组合拳，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从减税降费到专项债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再到定向降准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宏观调控始终坚持“不搞大水漫灌”，既稳定了市场预期，又为市场活力释放留足空间。

市场监管创新是维护秩序的重要支撑。“管得好”才能让市场“放得活”，这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实践经验。在市场监管方面，不断创新监管模式。在全国范围内，不少地方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以及跨部门联合执法，有效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此同时，针对平台经济的专项治理，既遏制了垄断行为，又保障了创新发展，实现了“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公共服务升级是优化环境的基础工程。政府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为市场运行提供保障。在物流领域，“一单制”铁海快线班列实现“一张运单全国通达”，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在政务服务领域，“一网通办”提高了服务效率。这些举措印证了一个真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越优质、越均等，市场要素的流动效率就越高，市场活力就越能充分释放。

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要求从制度规则、监管执法、设施联通三个维度统筹推进，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保障。

制度规则统一是打破分割的关键。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加快清理妨碍统一市场的政策文件，推动市场准入、产权保护、信用监管等基础制度全国统一。在产权保护领域，截至2024年6月，我国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2.9件，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提升至82.04分，连创新高，让经营主体吃下“定心丸”。在市场准入领域，《关于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的意见》发布，推动构建“开放透明、权责清晰”的准入体系，为各类经营主体打开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监管执法统一是公平竞争的保障。针对不同地区执法标准不一、选择性执法等问题，国家层面建立了跨区域执法协同机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全国性专项检查，统一查处虚假宣传、质量缺陷等问题；在建筑行业，多地清理排斥外地招标代理机构的政策，维护了全国统一的招投标市场秩序。这种“全国一盘棋”的监管格局，让企业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在同等条件下参与竞争。

设施联通升级是要素流动的纽带。市场有效运转离不开高效的流通网络，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不可或缺。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光纤宽带网络，为商品与要素流动提供了物理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实施的国家物流枢纽多式联运工程，建立起“规则协调、标准互认”的运作机制，推动铁路、公路、海运无缝衔接。从黑龙江绥化到广东新沙港的铁海快线班列，正是设施联通、“货畅其流、物尽其用”的生动写照。

建设法治经济与信用经济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要求我们将法治思维与信用理念贯穿于市场治理全过程。

以法治经济建设筑牢制度底线。比如《反垄断法》修订后，针对平台经济垄断的处罚更加精准，既维护了市场竞争，又保障了消费者权益。在司法领域，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让专利侵权案件审理周期缩短40%，公正高效的司法保护增强了经营主体的创新信心。法治既是市场活力的“守护者”，也是市场秩序的“稳定器”。

以信用经济建设凝聚发展共识。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政府治理的重要抓手。我国已建成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在税收领域，纳税信用A级企业可享受发票领用、出口退税等便利；在金融领域，信用贷款占小微企业贷款比重持续提升，有效助力破解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信用体系不仅有惩戒功能，更有激励作用。

以优良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彰显中国魅力。吸引全球资源要素，需要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我国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2024年版清单条目较2019年减少近60%，在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扩大开放；建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让外资企业维权更便捷。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我国排名从2018年的第78位跃升至2024年的第31位，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增强放管结合的治理智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深化为“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这一表述变化彰显了治理理念的升华——“管得好”不仅是“管得住”，更要“管得巧、管得优”，实现“放”与“管”的动态平衡。

“放”的核心是还权于市场。政府通过“放管服”改革持续简政放权，仅仅2024年全国就新设民营企业619.1万户，平均每天诞生2.3万户，创历史新高。在商事制度改革中，“证照分离”覆盖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以内；在投资审批领域，备案类项目占比超90%，企业自主决策权大幅提升。近年来，湖南通过政策引导、环境优化、机制完善，不断促进民间投资“敢投、会投、能投”；通过“放宽准入、放活市场”，让民间资本在基础设施领域有了更大施展空间。

“管”的关键是精准高效。放得越开，管得就要越精准，否则市场秩序就会失序。在“放”的同时，我国建立了“事前预警、事中监管、事后追责”的全链条监管体系。针对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出台强制性国家标准，既保障了消费者安全，又推动了产业健康发展；针对直播带货乱象，税务、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规范了新业态发展。这种“放管并重”的治理模式，既避免了“一放就乱”的困境，又防止了“一管就死”的弊端。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部署，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答案。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面临转型压力，更需要我们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有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统一，才能构建起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航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经济基础。

（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